编者按：

关于家具风格，一直以来的争论颇多。亚洲家具联合会前会长、家之家家具董事长林作新先生，近期新作《家具风格》一文，探讨家具风格的形成由来。

上海家具研究所原所长许美琪老师，则以《也谈“家具风格”》一文，进行了补充探讨。

也谈“家具风格”

许美琪

林作新先生最近写了《家具风格》一文，论述了对市场上所谓“风格”的观点和看法，我很赞同。但我对此文觉得意犹未尽，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其一，西方和中国的传统家具，乃至在现代家具中出现了多种风格。但是究其根本，这些风格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根据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所创造的。因此，它带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如同为巴洛克风格，意大利的巴洛克强调的是热情奔放，尺度夸张，追求的是别开生面的艺术效果和抒情趣味；而法国的巴洛克遵循的是古典主义，它的简明、肃穆，代表了专制主义的权威。

其二，人们的文化出于对世界的认知。人类社会的差异主要源于在早期交通、通讯阻隔的历史条件下的地域性认知与发展能力。随着交通、通讯联系的日益紧密，全球间的认知差异正在全面消失，认知与发展能力差异将主要表现为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间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多元特色与整体化之间的对峙。因此，人们的文化差异正在趋同，作新先生文中谈到的欧洲各国的家具款式正在趋同，就是一个佐证。近年来，西方家具与东方家具的融合也表明了这一点。我在拙著《西方现代家具史论》的最后一章“全球化的国际家具业”中指出：“199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家具就受到全球化的冲击，家具的生产开始大规模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西方现代家具乃至西方古典风格的家具也被大量地导入到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许多西方设计师来到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的发展，东西方家具开始密切交融，西方现代家具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更多地表现出全球化的特点。”

其三，英国著名家具史学家费耶尔夫妇在《20世纪的设计》一书的“序”中曾写道：“在研究设计的历史中，必须认识到，要完整地理解产品的设计就不能够离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之间的相承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产生了设计的概念并最终使其实现。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例如，西方经济的周期对设计有着显著的影响，有时盛行设计超越款式，有时或者相反。款式常常是设计方案中的一个补充成份，设计(design)和款式(styling)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有各自的准则。款式关注的是表面处理和外观，是产品品质的表达；在另一方面，设计则主要关心问题的解决——在它的范围里趋向于历史性地解决问题，一般来说，是要找到最简单和最本质的东西。在经济滑坡时期，功能主义（设计）处于显著地位；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反理性主义（款式）则易于张扬。”在当前的国内家具市场中，与其奢谈风格，不如实事求是地去谈款式。例如新中式，它并没有具备风格的条件，只能说是一种款式，因为它关注的“是表面处理和外观，是产品品质的表达。”风格则要求“历史性地解决问题”，更不用说，风格还要求独特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独特性就是具有容易辨认的明确的特点。一贯性，就是从整个家具系列到个体家具的造型、立面、局部、细节装饰等都贯彻这个特点，构思完整统一；稳定性，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特点不变，并且产生一批代表作品如明清式家具）。以上也许是对作新先生《家具风格》一文的狗尾续貂，凑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