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地将“圈椅”与“坐墩”相结合，既坐得舒服，又显出贵气。

古代坐具形式受儒家思想和礼制文化的影响，带有多种文化符号。坐与座的文化意蕴，彰显着人类在家具上留下的文化痕迹，也指导着现代人对现代坐具形式的传承和发展。

从地面“坐”上来

中华民族的“坐”史，经过了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过程。从商周至秦，坐具主要为筵和席；直至宋代，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真正普及，高足坐具在民间兴起。明清时期，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形式的椅子形制已经非常成熟，凳子和坐墩等坐具也有方、长方、圆形、梅花形、桃形、六角形、八角形和海棠形等形式。

对“席地而坐”具有冲击作用的坐具形式是胡床。据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胡德生考证，椅子的形象则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北方的胡床。胡床传入中原的具体时间，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随着西汉武帝时丝绸之路传入的，一部分认为是更早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传入的。宋高承《事物纪原》引《风俗通》称“汉灵帝好胡服，景师作胡床，此盖其始也，今交椅是也”。《后汉书·五行志一》曾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胡德生在《古代的椅和凳》一文中称，胡床开始并无靠背，形如今天所见的马扎，胡床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有钱、势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胡床又有“交床”和“绳床”之称。在随后发展过程中，逐渐加入靠背、搭脑等构件，到宋代成为交椅，后又演变成不再具有折叠性的直腿椅子。

据胡德生考证，椅子的名称始见于唐代，“椅，也作倚”。起源较早，但不是指供人坐用的椅子。其原为一种树木的名称，又名“山桐子”、“水冬瓜”，木材可做家具。唐代以前的“椅”字还有一种解释，作“车旁”讲，即车上的围栏。其作用是人乘车时有所依靠。后来的椅子，其形式是在四足支撑的平台上安装围栏，应是受车旁围栏的启发，并沿用其名而称这种坐具为“椅子”了。从现存资料看，唐代已有相当讲究的椅子了。

事实上，我国垂足而坐的风尚始于宋代，北宋以前，跪坐是正统坐姿，无论君主、贵族、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若想不失礼，就必须跪坐。到了宋代，高足坐具在民间兴起，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真正普及。椅子为人的上半身提供一个凭靠或半包围状态，使坐更舒适自由。

胡德生在《古代的椅和凳》一文中称，明清时期凳子和坐墩的形式多样，明代主要有方、长方、圆形几种，清代又增加了梅花形、桃形、六角形、八角形和海棠形等。凳类还有“马扎”、“马杌”之称。马扎，即汉时无靠背胡床，后称交杌。杌与凳是同义词，马扎亦称马凳。古时官员或女眷们出行，须由侍从携带交椅和交杌。交椅用于临时休息，交杌用作上马或下马时的蹬具，宋元明以来的名画多有描绘，因而形成专供上下马时使用的凳子，名曰“马凳”或“马杌”。

坐与座的文化精神

据中国古典家具专家张德祥总结：“家具是让人坐的，肯定根据人的尺度设计。但是最根本的跟儒家礼制有关。儒家要求君臣父子，其陈设和形制体现礼制顺序。古人平时很少坐着，休息时一般是躺着；伏案书写时，身子向前倾，椅背几乎不起作用。所以，古典红木坐具是经典礼仪、儒家顺序兼顾人体需求。人体对家具舒适性的追求，在红木坐具的体现，主要是在扶手、搭脑、背靠板、脚踏板等部分。”

古代中国的坐具强调对“礼”的适用。“礼”的伦理特征就是它的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这些带有强制性、普遍性的规定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对社会法度的尊崇。张德祥解释说，坐具多以硬木为材料，尽管其背板的曲线造型多少有些人性化的考量，但就坐板与地面的高度，坐板前缘与后靠背的尺寸来看，坐得舒服并非易事。中国古代坐具所要求的坐姿需要适应古代“礼”术的正襟危坐，体现“坐如钟”的身体要求，以此完成封建礼教对人的由身到心的改造和渗透。

“贵和尚中”是中国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贵和”之“和”即和谐、协调、平衡、秩序，而实现“和”的理想正来自于“尚中”，其办法就是适中、持中，保持中道。儒家“贵和尚中”的思想表现在美学领域中，即是注重凝重、庄严、典雅、平和的中和之美。在此基础上，中轴对称这种造型美的规律引入到社会关系中，就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造物的美学性格。卓瑞家具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邹伟华曾撰文分析官帽椅：“其搭脑、靠背板、座面、券口牙子以及踏腿档都处于一条中轴线上，其它各构件也都以这条中轴线为准，按水平方向对称。由于官帽椅的整体结构尊崇对称的原则，因此，它就能取得较好的视觉平衡和自身稳定，同时还增强使用者心理上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