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致的笔筒放置书桌上，成为书房亮丽的装饰

    “书香墨韵传风雅，笔意诗魂写淡泊。”在翰墨飘香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笔墨纸砚”被尊为四宝，成为书桌案头上的必备之品，围绕这四宝又出现了许多辅助工具，如笔洗、笔筒、笔舐、砚滴、镇尺、臂搁等，单放置毛笔的器具，就有笔洗、笔格、笔床、笔挂等。相较于这些文玩器具，笔筒出现得较晚，至明中晚期才开始流行，并成为后来国人置笔的主要用具。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将笔筒赞喻为笔之家。

木笔筒以黄花梨、紫檀、沉香木等为贵（图为清 黄花梨嵌八宝花鸟笔筒）

    笔筒，呈圆筒状，多为圆口直壁，故名“笔筒”。初兴时，笔筒多以竹木为原料，明末画家文震亨的《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笔筒的材料，笔筒的风雅志趣也可从取材中窥见一斑。明中晚期，取材清雅隽秀的笔筒，经文人墨客的操刀设计，使得笔筒的书卷气与文化寓意更加浓厚，笔筒也因此一跃成为文人案头上最热门的文房清供，时至今日，依然风靡藏家天下。

清康熙 白玉暗刻螭龙纹笔筒

   康乾盛世，皇室附庸风雅，对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笔筒，无论是材质上，还是装饰纹样上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质料上，除了竹、木、漆、瓷外，还不乏象牙、玉石、翡翠、水晶等珍贵稀缺质料；装饰手法上，繁复华丽，形式风格多变，精雕细刻自不必说，还有彩绘、掐丝等；装饰题材也随着当时艺术发展而得到了繁荣，人物花鸟、题诗赋词、铭文刻印等，笔筒也因此成为文房清供一枝秀，受文人墨客青睐赏玩。

清时期，受清式家具装饰风格影响，笔筒的装饰也异常华丽繁复（图为清 象牙雕嵌八宝花卉纹笔筒）

    清宫旧藏中的极致珍品，不乏各种质料的笔筒，而不同质料，所采取的装饰手法也不一而同。
    竹笔筒，现存最早的是明正德、嘉靖年间朱松邻制松鹤纹笔筒，其采用的是圆雕竹刻工艺，纤巧玲珑，细取入微。朱松邻善用深刀，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雕刻的松鹤纹笔筒为世人称宝。其实，笔筒能够迅速而广泛地被文人士大夫接受，离不开当时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人竹刻艺术在笔筒上的运用。

有着晶莹洁白的胎质、色彩艳丽的瓷笔筒，更是让文人雅士爱不释手（图为粉彩十八学士笔筒）

    木笔筒，主要材质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金丝楠木、乌木、榉木等，其中以紫檀、黄花梨、沉香等为贵。明代木雕笔筒受明式家具朴素风格影响，多简朴大方，以素为雅，少雕刻，保留了木纹疏密有致的特性；刀法具有神韵，线条圆润流畅。清代的木雕笔筒则强调精雕细琢，纹饰繁缛，笔筒上往往攀龙附凤，在雕刻技法上还借鉴了牙雕、竹雕、漆雕等技巧，纤毫毕现、惟妙惟肖。
    瓷笔筒，分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极少，天启、崇祯时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直口，平底，束腰。但此时的瓷笔筒还没成为主流，直至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瓷笔筒到达鼎盛，品种极为丰富，釉色、造型、画意笔法、题字都非常讲究，工艺更是登峰造极。与竹木笔筒不同，瓷笔筒，有着晶莹洁白的胎质、色彩艳丽的画风，惟妙惟肖的图案，让人爱不释手。
    笔筒，在后期的发展中，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实用价值。各朝文人积极投入创作，融入了无数文化精神与美学思想，体现了文人独有的生活理念和情感追求，使其更具文化魅力和价值，成为文房清供一枝秀，为后人赏玩珍藏。